工行合肥分行参加合肥市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专题会

沿着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逻辑，多数人认为，这既是中央依法治腐的现实需要，更是为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二)司法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最佳示范 上不信，则无以使下，法不信，则无以令行。[14]如此，通过诚信的诉讼活动，静态的诚信价值得以动态的张扬，邻里家庭和睦信任的新风尚得以倡导，各类市场主体诚信交易得以鼓励，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得以引导，诚信有序劳动关系的形成得以促进，诚信政府建设得以推动，人人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得以形成，司法裁判维护诚信的社会效应得以全方位扩大，社会诚信建设得以有序推进。

法官唯有诚实守信，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正义。在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要求起诉人在《诚信诉讼承诺书》上签字，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在向被告送达起诉材料时，也要求其签字，从源头防控不诚信诉讼。诚即内诚于心，体现为道德主体的内在德性，信则外信于人，表现为社会化的道德践行。[21] 郑鄂: 《诉讼诚信的思考与实践》，《人民论坛》2012年第6期。在此基础上，科学整合执行机构，将原司法警察大队与执行局统一于司法执行局内，执行人员警察化，从而保证执行权的真正落实。

[11]   二、司法诚信建设的重要意义 司法诚信是法律制度本身的要求，是司法建设的重要目的。[19] Herbert Broom,A Selection Of Legal Maxims.SweetMaxwell,1939:48.转引自王晨光: 《法官职业化和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依此理论，国家是本来自由自主平等的许多个人为调节人际矛盾冲突，追求和平与发展而共同"让渡"部分权利组成公共秩序和福利机关的结果，法律正是这种"让渡"协议的实际内容。

在清人李渔的小说《夺锦楼》中，武昌府理刑在断完婚约纠纷（断定婚约不合"法"、"礼"，应予解除）后，进而"差人传谕官媒，替二女别寻佳婿。宋人李觏谓"礼者，圣人之（所制定）法制也"，（注：《直讲李先生文集·礼论四》。更重要的是，"情理"是艺术，是因时因事因人因地而异的，法律则是"一刀切"的科学。子弟婴幼在父兄面前，的确是嗷嗷待哺、嗤嗤待教之"氓"，无知无识。

（一） 中华法系的亲伦精神首先体现在中国法系深处特有的"人民观"上。（注：《孟子·告子上》，《荀子·性恶》，《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注：《牧令书辑要·刑名上·审理杂案》。他服从家规只有在他认为此规则尚不需修改，对自己自由行使权力无碍之时。依西方法系的"人民观"，人民都是智慧者，有自管自治自教的基因，因而应该有"自由"、"自主"，因为理性必使其如此。天父毕竟无法直接监督、发号施令和审判制裁，充其量只有通过"灾变"或"灾异"来警告人君。

若不管之教之，必自然而然会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农耕劳动的艰辛、乏味自然使年轻人厌恶），必致为非作歹。君主的新旨意优于旧旨意，这即表明眼下君主个人意志的权威性高于君主过去所立之法律。"（注：《海瑞集·兴革条例·刑属》。）最高执政权力来自和从属于法律， 这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任何个人（包括最高执政）都必须服从公意。

他随时随事"因时制宜"的权力，正如君主在国中"权断"、"圣裁"之权力一样，不可质疑。第二，诉讼只能以"请老爷为小的作主（申冤）"的方式提出，不是用平等双方发生争讼诉诸一个客观中立的仲裁者的方式提出。

如得其人，定要领至公堂面相一过，做得他（她们）的配偶，方许完姻。某些市井文学作品可能间接反映了这一事实。

西人对中国审判制度中的此一点看得比我们更清楚，孟德斯鸠、马克思曾以此作为中国审判制度的最典型特征。第五，中国法系的审理判决依据常常不是具体的法条，而是礼教、情理，这也是家庭内家长依情理裁判是非情形的合理推论。根据公意组成的市场管理机构，只能是执行公意的工具。不过，听不听这种"警告"，则只能全凭皇帝老儿一人斟酌了。【内容摘要】从前人们常说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伦理法"或法律伦理化。对亲属关系或类似亲属关系，需要这种区分亲疏远近尊卑长幼此时彼事的艺术。

因为市场管理机构也会与市民发生争讼，若让审判仲裁机构依附于它或让它享有此权，则难免"自己作自己案件的法官"之局面，恐失公平。对这种有理性的人们，重要的不是管制、管教，而是自由平等和权利。

所以中国法系充满了这种"管教精神"。关于中华法系的总体特征，从二十年代起就开始有人讨论了。

西塞罗认为："因为法律统治执政官，所以执政官统治人民。"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自由的。

（注：这样的例子太多。不同的"人民观"决定了一个民族法律传统中关于法的起源、本质、作用的主流认识。既经公意确定或认可之后，任何单个市民必须无条件遵守（除非你可以争取足够数量的市民支持修改它们），否则即无市场公共规则可言。（注：《彭公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46页。

）国家与法律就产生于这种"定分止争"的需要，"先王"即大圣大贤就是拯救群氓于自相残杀之困境的救星。君主若受制于法，则等于为自己往昔的决定、意志所束缚，等于以现在之自己服从以前的自己，这当然会阻碍专制君权以最大效率发挥功用。

某种意义上讲，乡宦对小民的关系是国家秩序中的拟制叔伯、兄长与子弟侄辈的关系。"家"本身是家长们（包括前辈家长）创建的，不是家长和子孙共创的。

宋代以后，皇帝常以"出于一时之权宜"或"一时之特思"的"例"来取代通过比较严肃正规的方式产生的刑律（此即"以例破律"），正典型地反映了君权高于法律的事实。因此，"伦理"一词只是一个技术性概念，并无特定的价值取向之涵义。

）这都是典型的"父母官"（而不仅仅是中立的仲裁人）的所作所为。后来又有"商事混合法庭"，专理本地商人与外商间的纠纷。依据家庭的情形或亲属伦理，必然推出圣贤制礼作法约束愚众，管教愚众的结论。中国的"人民观"显然是从家庭内（而且是东方大陆农耕型家庭）的情形推衍出来的。

即使无亲属关系，也要讲究尊卑名分："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

中华法系的根本精神，就是一种极端重视亲属伦理的精神。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准确。

虽然从"取信于民"的需要出发，古时君臣们也强调君主守既定成法，但归根结底那是权宜之计。中华法系背后的亲情伦理，与欧美法系背后的市民伦理、印度法系和伊斯兰法系背后的宗教伦理一样，都是各自法系的灵魂或精神。